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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楊丹琪

雖然西歐鼓勵兒少自我表述，但難民兒少的遭遇卻並非如此，而且倡議及維護他們的兒少表意權更加不易。兒盟於2019年10月26日舉辦的兒少高峰會中，邀請德國的講師Mohammed Jouni和來自敘利亞、現居德國的青年Ayham Bakir分享培力難民青年的經驗。

Jouni在難民領域從事社會工作十餘年，目前是全國性非政府組織「無成年人陪同未成年難民聯邦協會」（BumF）的董事，也是「無國界青年」（Jugendliche ohne Grenzen）的創辦人。他在20年前以難民兒少的身分從黎巴嫩遷居德國，經歷學習新語言、申請居留權遭拒的種種低潮與沮喪；但他透過集體行動促成制度改變，如今已取得德國國籍，並以培力者身分陪伴近年湧入德國的難民青年。

▲上圖為德國講師Mohammed Jouni（右）和「無國界青年」代表Ayham Bakir（左）。

德國難民兒少表意空間受侷限

2015至2016年大量未成年難民來到德國，但隨著歐洲邊界管制趨向嚴格，2018年後到德國的難民兒少急遽下降[1]。德國政府認為來自敘利亞或伊拉克等難民兒少，因母國政局動盪、返鄉機會渺茫，較願意批准他們的居留申請；取得居留權後他們才能學習德語、就學、移動和就業。但若德國政府認為兒少的母國政局相對穩定，就只核發「暫緩遣返」（Duldung）身分，容許他們暫時停留在德國至18歲，但無法就學、工作，甚至不能在城市間移動，年滿18歲後便會遭到遣返。

德國已實施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CRC）多年，國內兒少法案亦明定政府機關和民間組織應確保兒少表意權和參與權。然而，這些法案對難民兒少似乎力有未逮。難民兒少雖然獲得衣食、住宿等基本保障，卻可能被安置在森林或工業區，成為德國社會中被隱身、消音的一群人。近年，極右派政黨勢力日益壯大，也利用社群媒體形塑難民青年的負面形象，使難民兒少更加邊緣，參與社會和自我表述的空間更顯限縮。

因此，「無國界青年」希望透過培力讓難民兒少為自己發聲和爭取權益。Jouni帶領他們透過大型活動、戲劇、與政治人物會面及示威遊行等方式，倡導兒童權利不分國籍，難民兒少同樣有居留和學習技職的權利；同時也讓社會大眾無須透過媒體，有機會實際了解難民青年的真實樣貌。

▲Jouni培力的難民青年以多元方式讓社會了解其真實樣貌與心聲。上圖為德國小鎮魏森費爾斯（Weißenfels）的難民青年接受3天培力工作坊後，自主連結攝影團隊並拍攝這支「魏森費爾斯需要愛」（Weißenfels needs love）的影片，讓社會大眾與執政者了解難民青年只得到物質的協助，但不曾感到被愛與接納。（圖片來源：Mohammed Jouni提供）

「培力」不只個人，而是改變體制

「培力」（empowerment）一詞近年備受關注，但Jouni從歷史角度出發，解釋「培力」與民權、女權和中南美洲人權運動緊緊相依。他認為「培力」是一個政治性詞彙，目標是讓被邊緣化、受歧視的群體擁有為自己發聲和行動的能力，進而爭取權利。相對增強個人能力，「培力」更著重以群體的力量改變體制。雖然，「培力」經常是以工作坊或年度計畫方式出現，但「培力」實際上是形塑價值觀的長期過程，甚至是一套生活方式。

Jouni指出另一個從事兒少培力時常見的盲點：一般而言，社工的訓練聚焦於問題和需求評估，容易忽略兒少有快速適應環境和習得新語言等優勢；或是成人已預設兒少的需求，進而安排各項計畫，兒少本身反倒沒有機會形塑自己有興趣的活動。因此，社工需要隨著培力工作的進展而轉換角色。舉例而言，培力初期通常由社工寫計畫、申請經費，再邀請兒少來「參加」活動。當兒少能力漸增，他們會有主見、甚至叛逆，不再完全依照社工的規劃。有時候，兒少可能會自行提出想法，這時社工只須協助文字化和申請經費。像這樣兒少自發的組織和行動，乃是「培力」的理想境界。

▲「無國界青年」的參與者寫下希望從事的職業，如：政治人物、社工、教育人員、演員、技師等，展現其積極自立的心願。（圖片來源：Mohammed Jouni提供）

從理解自己到集體行動

部分「無國界青年」的成員已取得德國居留權，有些僅獲得「暫緩遣返」且從未有人向他們說明申請庇護遭拒的原因，他們也難有生涯規劃和展望。因此，Jouni首先認同這群青年是有行動能力的政治主體，教導他們認識CRC並藉此爭取自己的權益。這群青年每周或隔周在鄰近城鎮聚會一次，分享生活近況、交換意見和彼此協助；這些社交和娛樂活動能減輕兒少申請居留的漫長等待和焦慮，也醞釀行動的能量和目標。

▲上圖為「無國界青年」「2019年兒少內政會議晚宴」，來自德國各地的難民青年全在晚會中票選出對難民最不友善的「遣返首長」。（圖片來源：Ulf Stephan）

「兒少內政會議」是「無國界青年」的年度大事，每年當德國各邦首長聚首開會時，來自德國各地的難民青年亦在同一地點舉辦晚宴，16個邦各派1名難民青年代表宣傳該邦首長對難民的不友善政策，並讓參與者票選出對難民最不友善的「遣返首長」，更會致贈「遣返首長」公事包和單程機票象徵「遣送」該首長離開德國。這項活動成功吸引許多媒體報導，更促成難民青年和德國政治人物直接對話的機會。同時，他們富含生命力與創意的行動，也突破大眾過往聚焦於仇恨言論或悲情故事的難民想像。

個人層面而言，一系列對外行動能強化他們統整組織和與政治人物協商的能力，他們在大眾面前展現聲量、提高曝光度則有助其取得居留權。此外，倡議行動也能展現難民青年積極正面、期待自立和貢獻社會的心願，一洗他們只有悲情受助者或犯罪者的印象，而與Jouni一同來台的青年Bakir便是最佳的佐證。

▲晚宴中，對難民最不友善的「遣返首長」，將會收到公事包和單程機票，象徵「遣送」該首長離開德國。（圖片來源：Ulf Stephan）

走出低潮，在異地重建生活

今年21歲的Bakir，生長於敘利亞的阿勒坡[2]，2015年和家人離開戰亂家園、前往德國。他回憶剛到德國時，生活很困難也沒有安全感。因為他失去在敘利亞擁有的一切，如家園、朋友、回憶、原有的人生規劃等。剛到德國難民營時，一家六口被安置在同一個房間。當時，他認為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是減少父母擔憂，因此他一直在父母面前故作堅強，強忍傷心和憂鬱。雖然敘利亞難民較有機會取得居留許可，但Bakir仍等待整整1年才取得居留身分。他說：「對於青少年而言，1年很漫長，這1年我什麼都不能作，只能睡覺、等待、承受壓力。」Bakir也指出，近年德國極右派聲量漸大，媒體充斥著對難民青年的偏激言論、負面報導，也讓難民兒少擔心不被德國社會接納，甚至被憎恨，在在影響他們的情緒和心理狀況。

Bakir更表示掌握德語和參與培力，是他走出低潮的關鍵。他發現當自己德語越流利，便越能與人和社會接軌，也能破除不同族群的隔閡。另外，他在培力活動中理解自己的處境和發現自己的能力，如他能快速習得德語並替家人翻譯。由於他在敘利亞時曾學習攝影，也是一名游泳好手，他便投入「無國界青年」活動拍攝及剪接影片的工作，現在他也在德國社區義務教導兒童游泳。Bakir說：「參加『無國界青年』後，我變得有自信，因此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跟各位分享……我的老師和朋友都相信我可以自立，他們的信任給我許多力量，使我更加堅強。」

▲Bakir積極投入「無國界青年」活動，更擔任「2019年兒少內政會議晚宴」之主持人（左）。（圖片來源：Ulf Stephan）

關於未來，即使Bakir深知眼前仍有許多挑戰和未知，他仍積極準備大學申請，希望未來能成為物理治療師，在德國重建生活、獨立自主、有所成就。此外，隨著極右派興起和種族歧視日增，德國難民的處境更加不易，他也期許自己持續和尚未取得居留權的難民並肩奮戰。最後，Bakir指出「大家要深思的是，不是誰來接納難民，而是誰來停止戰爭，沒有戰爭，就沒有難民。」

CRC的精神首重於將兒少視為權利的主體、是捍衛自身權益的行動者。當培力工作者視兒少為夥伴，提供必要資訊和支援時，兒少不但能為自己的權益發聲，更能關照身邊的人、事與環境。從德國難民到臺灣國內的兒少培力，無論什麼處境中，兒童人權都是我們要守護和捍衛的價值。

後記

這回兒盟邀請Jouni和Bakir來臺分享，也意外地淺嚐難民的處境和限制。首先，難民青年必須先持有德國政府核發的居留權（非「暫緩遣返」）才能出入國界。去年年底Jouni收到我們的邀請後，花了很長的時間確認培力青年們的身分，而Bakir是少數已獲德國政府庇護並持有「旅行文件」者。然而，Bakir尚未擁有德國護照，需額外申請來臺簽證。

兒盟提出邀請函、多次信件和跨國電話聯繫政府機關，歷經３個月才順利協助Bakir取得簽證。不過Bakir的旅行文件在出發時效期未滿6個月，即使已持有臺灣外交部核發的簽證，仍在出發和轉機時受到阻撓。其實，一般德國公民更換護照不難，但對難民而言，更換旅行文件等同重新申請，必須接受無數次面談來驗明正身，動輒3個月才能重獲移動自由。對被迫離家的難民而言，一紙身份如此關鍵，卻也如此難求。

[1]根據德國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的「無成年人陪同的未成年難民」統計數據，2015年有22,255名兒少前往德國、2016年有35,939人，至2018年僅有4,087人。

[2]敍利亞內戰前，阿勒坡擁有逾200萬人口，是敍利亞的第一大城市。